有着混血面孔的徐大为(David Zee)出生在鹿特丹,在那里的唐人街长大。徐大为的祖父是第一批在荷兰扎根的中国人,离开故乡浙江宁波后,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徐大为7岁那年,祖父去世了。
在往后漫长的人生中,他从家人、朋友们回忆的故事和老照片里拼凑起关于祖父的故事。那段长久以来未曾被提及的经历伴随着他,让他思考自己从何处来,到何处去。
几年前,他把自己家族历史写成了一本书《CHINESE KEES》,算是为他几十年来对于祖父,以及那些第一代移民经历的寻觅。
徐大为了解到,当祖父还在中国时,每天早上他都要步行翻过两座山丘去上学,还要随身带着小板凳。9岁时,祖父的父亲去世后,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争吵,毅然决定来到上海寻找新的机会。
祖父先是在英国人的赛马俱乐部服务马匹,14岁时,他决定成为一名水手,从此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。
一战爆发后,祖父来到鹿特丹的Katendrecht港口并定居于此,和同伴们成为第一批移居荷兰的中国人,并在Katendrecht半岛建立起了欧洲最早的唐人街。
祖父和朋友们于1929年创办了一家中餐馆,一开始相当成功,但很快由于经济大萧条来临,不得不关门停业。1933年,他们又开了一家杂货店,生意非常好——里面不光卖衣服、书籍、玩具,也卖中国瓷器、家居用品,总之是关于生活的一切零碎。
与此同时,祖父的公司还成为了汉堡美国船运公司的官方船舶处理商,所有与中国船员一起来到鹿特丹的船只,只有祖父的公司能和这些船只进行交易。
靠着这些生意,徐大为的家族一度赚了很多钱,祖父也成为华人圈子中备受尊敬的人物。“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,在华人社区里拥有一支很强的团队。即便是他去世很久之后,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人社区里提起他的名字,还是有很多人记得他,他们热情地欢迎了我。”
徐大为的祖母是荷兰人,她的一个兄弟和祖父是朋友,于是很自然地相识了。在当时,这段她与外国人的婚姻困难重重——除非放弃荷兰国籍,才能合法成婚。
为此奋斗了两年后,1925年,两个勇敢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结婚在一起,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一样,全部以中国国籍在荷兰生活。
祖父母和六个孩子的全家福
二战后,徐大为的父母相识,并于1947年结婚,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——母亲的荷兰国籍也因此被取消了。包括徐大为在内的七个孩子,虽然出生在荷兰,但都是中国国籍。
当时Katendrecht的中国人社区是第一个由“外乡人”组成的大社区,徐大为认识很多中国人,他们想创办公司,因此写信给政府想要获得支持资金,但因为他们不是被政府认可的“少数族裔”,这些申请从未获得批准。华人社区从1911年慢慢建立,到2008年被荷兰政府承认为“少数族裔”,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。
虽然长久未被政府认可,但靠着勤奋肯吃苦的品质,华人在荷兰本土居民中获得了尊重。荷兰人总说华人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,那里居住着勤奋的人们,他们从不怨天尤人,总是自给自足,把日子过得很好。
1941年,Katendrecht的中文学校
因为一家人都是中国国籍,因此徐大为和兄弟姐妹们无法从政府得到子女抚养费,甚至不能出国旅行。1975年时,徐大为的母亲向政府缴纳了一大笔钱后,他的国籍得以更改。拥有了保险、抚养费等一系列社保金。
漫长的成长中,徐大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一直很复杂。
徐大为小时候
上小学时,荷兰同学给他起外号“花生”,因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,中国水手们为了维持生计,曾在街头贩卖用热糖烤过的花生,以及用这些花生做成的蛋糕。“在一些荷兰人眼中,中国人就是卖花生的。”但他也发现,在华人社区里,每次和别人发生争吵时,对方会称自己是“小老外”。
那时,徐大为经常会去一家叫做“中国楼”(Chongkoklow)的餐厅,那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。他经常去玩伴们的家里串门,但直到长大一点后,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感到非常自在。
徐大为记忆中的父亲在年轻时看起来很像是中国人,但随着年龄增长,他的长相逐渐西方化——到了他这辈,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个西方人。
徐大为并不会讲太多中文,经过多年的学习,他已经认识了900多个汉字,还在读一些中国漫画书。
但在他的家庭中,很多人的中文都说得很好。
“我奶奶的姐妹会讲上海话和粤语,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,她就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,也在紧急时为警察、司法部门做翻译——我的意思是,她帮助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解决了创办企业和学校相关的问题。”
“1980年,她去了香港生活,因为乐于助人受到了媒体的采访,因为很多从鹿特丹来到香港的人都说,这位在鹿特丹为华人社区提供帮助的老太太人非常好。当她去世时,香港报纸上也特意为她做了报道。”
对于祖父母和当时家人们的记忆,徐大为收藏的老照片是他对于先辈唯一可以触摸的影像。
1937年,从左到右:David的父亲、他的兄弟Hendrik以及姐姐Diana。
虽然祖父从百年前定居鹿特丹后再未回到故乡宁波,但“回阿爷的家乡看看”一直是徐大为多年来的心愿。
他曾经和女儿一起来到宁波,“我很高兴走在一个身边有很多中国人的地方,身边飘着我没见过的食物的味道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但我知道它们改变了我。”徐大为说。
“对我来说,这就像生命中缺失的一块被填补上了。对于故乡的体验,让我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。”
离开中国时,徐大为问女儿:你还想再来这里吗?女儿说不想,并表示自己并不是在华人社区里长大,也没有见过徐大为的父亲和祖父,所以并不会感受到与中国人的联系。“因为我完全是荷兰人。”
随着近年来Katendrecht唐人街的改建,年轻一代与华人的联结也在渐渐消失。
徐大为说,他至今还是经常会去Katendrecht附近转转,和儿时的玩伴见面。有些当时兴盛的华人家庭的第二、三代仍然居住在这里,徐大为喜欢和他们交流。
“对我来说,他(祖父)就像一个神秘的人。他不是荷兰人,他是中国人,所以他看起来和荷兰的其他祖父不一样,你知道吗?我总是不停地问我的父母、我的祖母——他是个什么样的人,他从哪里来,我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。”
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,但这就是我内心深处想要去追寻的东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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